[心情] 《追忆父亲的一生》——黄新让

      
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51年了，我如今也是82岁的老人，但我还是时常想起父亲，想起他老人家艰难不易的一生。
  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一

       说起父亲，我得从爷爷说起。
       我们黄氏宗族的派序是24个字：“大学知道，首再明新、元德永茂，先生克成，家齐国治，万代升平”。按照这个派序，一辈一辈往下取名。
       爷爷属“再”字辈。我的嫡亲爷爷黄再洲，生有四男二女六个子女。而他的哥哥黄再瀛却只生有一个女儿。因大房没有男丁，所以爷爷将他公元1898年农历六月初六出生的的长子、也就是我父亲黄明乾（字健伯），过继给大房作儿子。这样，后来出生的我们便有了两位爷爷，分别称作大爷爷和幺爷爷。
       幺爷爷的三个儿子，也就是我的三位嫡亲叔叔属“明”字辈，他们是：黄明坤、黄明震（字东亚）、黄明巽（字众卿），我们分别称为大爹二爹三爹。两位嫡亲姑姑，我们称为大㜓㜓和小㜓㜓。
       我们黄家的老祠堂在湖北松滋县黄家坪白马庙。2014年秋冬之交，堂弟新心专程从长沙来松滋寻根问祖。我和儿子思敏陪他去了一趟黄家坪。历经沧桑，白马庙还在，里面仍然有一匹泥塑的白马，但物是人非，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了。大片田垅里作物不多，望着寂静的原野，想到我们黄氏先人就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，令我们感慨万千。随后又去了我们家的老屋。
       老屋座落在南海镇所属的丘陵地带的一个小山冲里，上边是“榨树垸子”，下边是“彭家岭”。老屋为三间三进的土墙屋，坐南朝北，依山而建。后来又购买了隔壁一栋两间两进另有一间碾盘屋的房屋，共同组成一个大院。筑有土质院墙，上方开一院门。院内屋后有一大片竹林，前后山均是茂密的松树林，都属我们家所有。屋前是一块大而平整的晒谷坪，用于打谷、晒粮。距院门一百多米外的水田上方，有一口堰塘，称为“大堰”。从这里开始向下30多亩梯田就是我们家的土地。靠近晒谷坪下方的水田中间，另有一口堰塘，称为“小堰”，是家中生活用水之处。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
       两位爷爷在世时，家中已有11口人。仅靠农业上的收入很难维持生活。所以父亲尽管是家中的老大，也只读了两年半私塾，没有什么文化，在十三四岁时就外出以赶骡子为业，挣点小钱补贴家用。
       父亲十五岁时就结婚了。我母亲是松滋李桥人，比我父亲大两岁。我们后人只知她姓李，不知名字，成了永远的遗憾。
       父亲婚后不久，两位爷爷相继去世。年仅十六岁的他就开始主事当家，挑起了负责一大家子生活的重担，并且相继帮三个弟弟组建了家庭。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二

       由于长年在外搞运输，父亲因此见多识广，思路比较开阔。他知道湖区比山区好赚钱，于是在民国十四年（公元1925年），带领大弟明坤一家到大同区彩穴乡张家河租了30亩地种棉花，同时也贩卖棉花。家里的田则由二弟和三弟耕种。
       当时新江口有个财主周楚才，家里有一两百亩土地，在湖区也买了田，一边种棉花，一边收棉花卖。表面上看，周楚才有文化，是个好人，实际上为人奸诈刻薄，嗜钱如命，是个典型的守财奴。收棉花时，每称都要克扣半斤。父亲为人老实，明知有诈也从不吭声。久而久之，周看中了父亲，认为他诚实可信，可以成为至交（后两家联姻，我二姐新琼成为了他家的孙媳）。周还几次主动借钱给我父亲投入商业经营。此后，父亲经营过肉案、酒厂、榨房、染坊等行业，但均不顺利。
       就在这段经商期间的民国二十三年（公元1934年），我在彩穴出生了。当时，三位姑姑都已成家。大姑妈（大爷爷之女）嫁给了八宝乡龟嘴村覃家；大㜓㜓嫁给了老屋附近的龚家；小㜓㜓嫁给了当地的何家。
       当时老屋的家务由二奶奶主持。她性格泼辣，很有主见。父亲在彩穴时已染上了鸦片。二奶奶易氏得知后立即召回父亲严加训斥，并声明若不戒掉鸦片就断绝母子关系，从此永远不让踏进老屋。父亲痛下决心，在我母亲的监督和帮助下，烟酒、鸦片全部戒掉。直到三十年后的1958年，在受尽屈辱折磨心烦气闷的情况下，为解闷消愁才重新抽烟喝酒。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   三

       离彩穴有30里地的沙道观镇当时是商贸活动比较活跃的集镇，专营一业和兼营数业的商户正逐年增加。据《沙道观镇志》记载，“沙道观1912年有商户八家，1924年有商户一百二十三家，1928年有商户九百八十七家，是沙道观有史以来商户最多的时候。”
       消息灵通思维敏捷的父亲很快从中嗅到了商机，于是在民国二十二年（公元1933年）来到沙道观，开了一家杂粮行，卖大米、小麦、碗豆等。正是这一着棋，才扭转了不利的局面。
       当时从彩穴到沙道观有一条河，父亲便利用这一水路，收进运出。开杂粮行的第二年，也就是民国二十三年（公元1934年），父亲从由湖南购买了一批袋装大米，共计有30吨，不料运回途中遭遇翻船事故，大米全部掉进河里。抢救上岸后已无法卖出，只好待晒干后再作处理。30吨大米要全部晒干得好几个月，还可能发霉，父亲心急如焚。谁知天无绝人之路。当年因涨大水，田里粮食欠收，粮价在那几个月内竟然翻了几番。等那批大米晒干再卖出，不仅未受损失反而大赚了一大把。父亲因祸得福，为日后的经商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。从那以后，父亲精打细算，商行得到稳步发展。
       民国二十七年（公元1938年），父亲利用手中的积蓄，在沙道观中街置了一块地建造商铺。此建筑为三间四进，砖瓦结构，前铺后院，占地面积约四百多平方米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仍然是沙道观最大的建筑。商铺取名为“吉盛和”，经营匹头绸缎、百货、杂货、花行等业务。不多久，便声名大振，家喻户晓。直到如今，沙道观镇凡是上了年纪的老人，只要一提起“吉盛和”，依然记忆犹新，无不啧啧称道。
     “吉盛和”商行和我父亲黄健伯，作为当年商户中名望较高者，后来还进入了本土的志书记载，可惜把“健”都误写成了“建”。
      《沙道观镇志》在记录当时商户的“经营方式”时曾写到：“民国时期，商人讲究经营艺术，有的善摸行情，有的长于销售，有的注重管理，有的讲求信誉。”随后还以我父亲为例：“1933年，黄建伯经营粮食，只有银元四十块的本钱。1937年，长沙一客商找他买蚕豆八万斤，店里无货，他却答应六天后装船。收下定金后，派人到别的粮行和乡下收购，按期交货，从中渔利蚕豆四千斤。后增做匹头、棉花。1939年，八宝几家商户向黄出售皮花五万斤，每担要价法币一百一十元，黄却愿出一百三十元一担，条件是现在收棉，年底交钱。黄收棉后运到湖南出售，购回布匹，直待布匹销完才付棉款。黄多次以此手法牟获暴利，很快资本达到数万元。”
《松滋县粮食志》记载：“民国三十年（1941年）旺期四个月，大米销售近六万石（每石二理四十斤），年销售约十二万石。‘吉盛和'、‘义和祥'等三十一家粮商，资本折大米四千九百五十石，每石二百四十斤，共一百一十八万斤。”同时还称：“粮商中资本较足且有政治地位者有五位”，将我父亲列为首位：“如黄建伯的‘吉盛和'号有大米约八百石”，还说：“黄建伯在民国二十二年（公元1933年），从磨盘洲来沙道观经商，只有四十块大洋。至民国末年（公元1949年）的十七年中一跃成为拥有‘吉盛和'花行、匹头、杂货、米行四个门面的较大商户。”
       上述这些记载，尽管褒贬不一，但是至少说明了我父亲是靠着不多的资金起家，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创业，不断摸索摔打，一步一步做大做成功的。他很会审时度势，懂得经营艺术，而且重名声、讲信誉。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四

      父亲当时是大家庭的一家之主，对外要主持经商，对内要安排兄弟四人各自家庭的生活。
大爹黄明坤因患阑尾炎于民国二十五年（公元1936年）农历五月初三去世，还未满40周岁，葬于黄家坪渔星地。大妈黄斯氏带着领两儿两女返回老屋，与二奶奶易氏、幺妈李氏共同生活。
      二爹黄明震则跟随我父亲经商。沙道观镇当时分为上街、中街和下街。“吉盛和”在中街开业之后，父亲又在上街购置一个三间一进一偏的商铺，经营杂货。交由二爹和二妈艾氏共同主管经营。二妈艾氏系松滋王家桥人，是黄家四个妯娌中最漂亮的一位，性格温柔大方、干练洒脱，言谈风趣，最疼爱小孩。当时她与二爹生育了两个儿子：老大新春、老二新举。我与新举同年，上街和中街相距不远，我俩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玩耍，以后又在一起上学，既是弟兄又是同学也是好友。
      幺爹黄明显当时已在老屋成了一位绅士，常为地方调解是非，主持公道。父亲见他人缘广泛，能说会道，就把他派往各地担任采购。
      幺爹驻湖南津市专门采购。一天，有人找上门来，问他要不要食盐。当时交通不便，松滋食盐奇缺。他哪有不要之理。当即发回十吨。这种紧俏物资都有人送上门来，真可谓：财运亨通。
      大奶奶杨氏在商铺开业后随着来到沙道观生活，我因为年幼，对她老人家印象不太深。
      我母亲为人和气善良，关心他人，善待他人，人人尊敬，人人爱戴。家中的店员，帮工，佣人没有一个不喜欢她的。她虽然不识字，但几十个人的生活由她安排、调派，管理得井井有条，是勤俭持家的能手。母亲为人正直，从不插手生意上的事务，也不管金钱。她对娘家人十分热情，但生活上从不补贴。与几位妯娌相处也十分亲密和睦。
      不久，父亲又在下街买了一个三间的铺面，雇了店员由他的外室王传元经营花行。当年父亲在做棉花贩卖生意时，由张家河到彩穴必须经过王家台子，久而久之认识了当地一名比他小6岁的姑娘王传元，一来二去，很快成为相好。王传元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农家女子，但个性倔强，胆大心细，敢想敢干。后来她嫁到了沙道观对河的八宝。据说在夫家只待了三天，因不满这桩婚姻，就只身逃往沙市，在纱厂当上了一名工人。那时正处于大革命时期，厂里闹工潮她敢于出头露面，便成为了一名工人代表。父亲知道后，把她从沙市接回沙道观，在西岗尾租屋安顿下来成为外室。我大约在五岁时由学徒带到那里玩过一次。花行开业后，我又被学徒带去过一次，她很喜欢我，还给我买了蛋糕。回家后被母亲知道了，她对我严词训斥，不准我再去，至今我仍记忆犹新。
       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，因时局紧张，物质匮乏，交通不便，物价上涨，老百姓叫苦不迭。经商之人倒是多了生财之道。仅数年时间，我们家就购置土地近200亩，房产5处。进入了鼎盛时期。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民国三十二年（公元1943年）。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五

       俗话说“好事成双”。当时我们家除了财运亨通，人丁也兴旺，四房“新”字辈的叔伯兄弟姐妹共有十四人。
       大房五人。大姐新秀，大哥新瑜（又名志俊），二姐新琼，三姐新翠，我是老幺。
       二房四人：长女新凤，次女新兰。长子新富，次子新全。
       三房二人：长子新春，次子新举。
       幺房三人：长女新珍，次女新英，子新文。
       也是老天爷的巧安排，男女各半。
       几十人的大家庭，全由我父亲一人执掌。不用说，子女们的婚事，也都是父亲出面操办。
       民国二十八年（公元1939年)，大姐新秀出嫁。姐夫彭南湘，彭家岭人，其父是一位老中医。
       婚后，父亲为大姐和姐夫在沙道观对河的三星街开了一间药铺，让他们单独生活。大姐没有读过书，一直是母亲的帮手，新琼、新翠和我都由她帮衬带大。她为人忠厚老实、疼爱子女、尊敬丈夫。与姐夫恩爱了一辈子。共同生活了六十余年，养有九个子女。在我母亲逝世前，全家生活来源都依靠娘家。
       民国三十一年（公元1942年）深秋，大哥新瑜完婚。父亲大讲排场，婚礼办得热闹非凡。除宴请亲友外，仅小客那晚陪郎人数就达四十多人。结婚当日拜堂之后，除客人酒席外，又宴请丐帮，每人赏银一元。另外，凡是平民（实为难民），都可到天主堂大院内每人领赏银一元。当天因天主堂后门未关，领赏银的人前门进后门出，回头又从前门进来领，循环往返始终不断，直到天黑还在排长队，不得已只好赶紧收场。谁知不一会儿，商铺前后门又被领钱的人堵住了，最后由区公所出面才未发生事端。这种婚礼场面，真可谓闻所未闻。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六

       父亲自己没什么文化，但对子女的教育却非常重视。此时，除新秀已出嫁，新瑜、新春已送到外地读书，新文还未达上学年龄外，其余十个兄弟姐妹全都达到上学的年龄，子女的教育便被提上了日程。
       父亲在老屋的下方约一百多米处，依山新建一座校舍，占地面积约有一百平方米，为三间砖瓦房，其中一间为教师生活间，两间为教室（无隔墙）。聘请教师黄玉璋进行教育管理。学生有本家十兄弟姐妹、已婚嫂子刘人碧（新瑜妻和未婚嫂子王万会（新春未婚妻）共十二人，外加宗族和外姓子女共二十多人。
       嫂子刘人碧带领新琼、新翠和我，离开母亲到老屋开始学习生活，并负责照顾我在这段时间的日常生活。
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二奶奶、大妈和幺妈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二奶奶特别溺爱新全和新文，可能因为他们两个最小，又是他亲手带大的缘故吧。大妈（斯氏）体弱多病，骨瘦如柴，弱不禁风，但为人幽默风趣，常给人带来欢乐。幺妈（李氏）老实忠厚，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意思，只知道埋头苦干。一家人的生活由大妈和幺妈两人安排管理，亲自动手。两位婶娘是典型的家庭妇女。每天四点一线，即寝房，厨房，菜园和猪圈，从未见她们离开老屋半步。
       家中只请有一位长工，除负责重活与跑腿之外，就是耕种门前的几亩水田。每到插秧季节，除我们几个小的之外，全家上阵，直到全部秧苗插完。
       这十多人的家庭中，除了有时听到二奶奶管教孙儿们的斥责声之外，从未见过扯皮闹事、打架骂人的现象。没有利益之争，都能和睦相处。
       新风，新兰和新珍几位姐姐与两位嫂子年龄相当，经常下厨做下手。其中新兰姐尤为活跃，经常装疯使邪，嘻嘻哈哈，打打闹闹，引得满屋欢声笑语。
       在这种无忧无虑、祥和幸福的环境中，我生活了两年多时间。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七

       在老屋上学的两年期间，两位奶奶相继去世。我见证了她们的葬礼。
大奶奶杨氏，在“吉盛和”开业后，已随我父母在沙道观生活。病后送回老屋，是在老屋去世的。虽然是继子，父亲仍然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。
       我记得，大奶奶去世当天，有五位裁缝上门赶制孝服。就是用白布做成长衫，开口在右边，没有扣子，用白布带子系上。另加一条一米多长的孝幅子。凡是亲属、亲戚每人一件，估计不少于50件。
随后又在上下堂屋各设香坛一个，请来十几位和尚连续做了五天法事。那时我小，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后来大了才知道，道场又叫法事，是道教宫观中一种为善男信女祈福消灾，超度忘灵而设坛祭祀神灵的宗教仪式。那次法事，由我们黄氏宗族的一位爷爷担任管事，负责与和尚沟通，并安排与法事有关的一切事宜。每天开坛后，法事在两个香坛前同时进行。两套锣鼓在一栋屋内同时打响，从清晨开始直至深夜，大约有十几套法事。和尚们用高亢激昂、抑扬顿挫的腔调，时而合唱，时而独唱。再加上不时响起的鞭炮声，。其场面之隆重、热闹可想而知。
       五天之中有一天要“降幡降魔”。幡用于招魂，就是在门前道场边竖一根大竹竿，上面挂着一包叠好的幡，在和尚们作法之后它会自动散开，一条长幡挂于空中随风飘扬，这就招魂成功，这一天全家人都要戒斋。
       降魔是在夜晚，就是在门前道场由和尚们表演各种降妖捉魔的武功。
       广场中间摆有几张方桌，是和尚们表演的舞台。
       开场时，全体和尚穿着法衣，敲着锣鼓唱着经文，引领全体孝子孝孙围绕着方桌游行数圈，表示对亡魂的悼念。
然后就是武功表演。每当表演到高潮时，大人们就点燃鞭炮追赶和尚。和尚们到处躲藏，气氛达到顶峰。其间还穿插烟火，放河灯等项目。整个广场灯火通明、锣鼓喧天、鞭炮齐鸣，招来四乡八里的乡亲观看，在当时轰动一方。
       接着的葬礼也很隆重。先是请四位有文化的人士担任孝侍，其中一位是主祭，朗诵祭文。祭文内容除亡人生前的经历外，还有后人的哀思，均用八股文写成。出殡之前从早到晚要朗诵数遍，其时孝子们都跪在灵堂前聆听，孝侍们用悲哀的、抑扬顿挫的哭腔读完祭文大约需要一个多小时。
       再往下就是女眷们用哭声悼念亡魂。她们都用孝服掩面哭泣，追诉某一件事对亡者表示悼念。有的真哭，有的假哭，有的大哭，有的小哭，有的嗡嗡地哭，有的有腔有板地哭。这样的场面有时还真是催人泪下。其实这只是一种悼念形式，真哭的还确实不多。
那时，约有三十多人围着大奶奶的棺木而坐，哭声一片。我们几个小弟不懂事，总是在一起闹着玩。有一位表姐叫环秀，是我们几位小弟攻击的对象，每当她哭的时候，我们就上前扯掉她掩面的孝幅子，一看，还真的没有眼泪。
       这样大的场面长达五天，近百人的生活加上其他开支，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绝对办不到的。父亲办事一贯有魄力，他这样做不是讲排场显财力，还真是想尽孝心。
       次年，二奶奶也去世了。一个寡妇生前主持一个大家庭，这多么子女的生活成长、成家立业，她都要操心费力，的确不简单。她是父亲的亲生母亲，满堂子孙都是她的嫡亲，所以悲伤的气氛更浓一些。
       父亲为人正直，对待两位母亲的态度不分厚薄，葬礼也是一样，二奶奶的丧事照大奶奶的待遇重来一遍。所不同的是：她是停丧待葬，卒于夏季，冬季才下葬。棺木停在堂屋，设有灵堂，子孙们每天祭拜，为其守灵半年。
       我以为二奶奶的去世正当其时。当时这个大家庭正处于鼎盛时期，她已经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和幸福，还获得了一个风光的葬礼。若是再多活几年，看到几个儿子的悲惨结局，她将痛不欲生。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八

       当时是抗战时期，前方战事吃紧。不久，大约是民国三十三年（公元1942年），二爹黄明震被抓了壮丁。按照征兵法，有三兄弟的家庭应一人当兵，不去就抓。我当时躲在杂货铺的柜台里看见，二爹被乡丁反手绑着从中街押着往上街走。后来听说是从小路走到30里外的新江口。父亲很重视兄弟情谊，不想弟弟受从军之苦，但是用钱买通不了地方政府，于是随即就派人带着现金跟去，沿途打点，还花钱在部队上帮二爹买了一个“上士”军衔，并安排在部队医院工作。国军的军士设置为：上士、中士、下士，上士是军士的最高军衔。二爹当兵是去往湖南，一路上部队行军，二爹都花钱雇人用滑竿抬着，不用步行。他名义上是当兵，实际上照旧过着老爷的生活。这真是一大怪事。
       民国三十三年（公元1944年），日军南犯，沙市失守，松滋沦陷，商铺无法经营。只好关闭店面，遣散店员，全家人回老屋避难。
回老屋避难的除了父亲、母亲、幺爹，还有两个外室：一是父亲的外室王氏。迫于母亲的威严，她不敢住进老屋，只能在宗族家中租房住。另一位就是幺爹的外室贺氏。由于幺妈老实软弱，儿女年幼，贺氏就堂而皇之地住进了老屋。不仅如此，幺妈还要安置她的生活，她们是否有所沟通，我不得而知，但事实上她们在家中的地位已经倒置，这种屈辱生活不知幺妈是如何忍受的。这是旧时代妇女的悲哀。
       沙道观的财产也转移到老屋，堆满了幺妈卧室旁的一间空房，门用砖封闭。父亲仅留学徒金祖饶一人在身边，以便与沙道观联系。
       金祖饶是下江人。下江人指长江下游地区的人，包括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江西等省。金祖饶具体是哪里人也不清楚，只知道他是一个孤儿，也是逃难到沙道观来的。父亲受人所托收留了他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父亲出面帮他成了家。解放后，金祖饶参加革命工作，曾担任沙道观镇副镇长。改革开放后，他曾发表文章，讲述父亲发家的经历。我听说后，误以为是批判父亲的，就未留意。多年后听说是表示对我父亲的感恩，我四处寻找这篇文章，终未找到，深感遗憾。
       此时新凤姐已到谈婚论嫁的年龄。夫君王祖刚，王家桥人。婚事也非常热闹，一切都按乡俗进行，当然比别人家更隆重些。小客那天，在大门的朝门处设有乐班，凡来客人必奏乐迎接。迎亲那天，我家四门紧闭，迎亲的投帖人被挡在门外，放完鞭炮、火铳之后，我方仍不开门。直到投帖人和厨师协商达成共识以后，才开门迎接迎亲队伍，其热情程度与起先的拒之门外完全是天壤之别。酒席招待完发亲时，新凤哭得死去活来，不肯上轿，在众姐妹的再三劝说下才乘轿而去。这时连我都感觉到全家的悲伤气氛。结婚本是喜事，何以有这种礼数，是何寓意？我至今都不理解。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九

       战乱时期土匪横行，松滋曾有一支自称游击队的匪徒，匪首叫赵一芝，盘踞在新江口一带。他们对我家进行了“喊款”，也就是要收所谓“保护费”。父亲通过关系找到一个曾在我家米行做过学徒的匪人进行商谈，结果如何我不知道，但把他接到家中盛情款待的情景至今我还历历在目。据说抗日战争胜利后，赵一芝被国民政府捉拿枪决了。
       战时社会混乱，不幸之事接踵而来，赵一芝“喊款”刚刚结束，我家又遭到另一伙匪徒的打劫。在这一浩劫中，父亲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。
       当时正值暑假，教师王俊伯已回家，仅剩厨师留守校舍。当晚，匪徒威逼厨师喊开我家大门，匪徒们逐个房间将大人喊起（熟睡的小孩均未惊动），并用带刺的木棍将各人的右膀子打伤，使其失去反抗能力，统统驱赶到堂屋。除父亲、幺爹、长工和学校的厨师是男人外，其余尽是女眷。父亲已经躲进谷仓，不知因何被土匪发现。他们将父亲捆绑后拖到堂屋。
母亲的卧室在右厢房，离堂屋最近。拂晓前我被惊醒，听到堂屋有动静，为找母亲我跑到堂屋，还未进堂屋门就被守在堂屋外的土匪赏一耳光，顿时晕头转向。那土匪命令我坐在堂屋的门坎上不准动，我便亲眼目睹了父亲受酷刑的情景。
几名匪徒剥光父亲的上衣，用香火烧胸、背两个部位。父亲一再声明家中并没有金银、现金，只有货物，并让他们打开仓库查看。仓库内都是成捆的布匹，匪徒们无法带走，只挑选了一些丝绸锦缎，天刚蒙蒙亮时匆匆走了。离开前，守门的匪徒站在我面前，朝我父亲连开三枪。父亲被击中了一枪，幸亏子弹由臀部进小肚出，未伤及内脏。
       幺爹立即派人请来一位老中医为父亲治疗烧伤，又派人到胡家场请来军医治疗枪伤。为了不受打扰，将父亲转移到学舍养伤，经我母亲同意把外室王氏找来照顾父亲，又请来教师王俊伯每天为父亲讲读《三国演义》，使其思想有所安慰。当时虽已向国民政府报案，由于政府不作为，终无结果。尔后父亲经多方打听，得知这伙匪徒属于沙道观的一个帮会，为首的胡彪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枪决。
抗战时期，店门虽然关闭，但棉花的收购并未停业。如何收购，在哪里收购，我因为年纪小。全然不知。
       沙市以下的城市全都沦陷，收购的棉花不能去变卖，唯一能销售的城市就只有重庆了。这一切均由幺爹负责经办。以往是经洋溪到茅坪，再走水路到重庆。当时宜昌也已沦陷，不能直接走水路，只有旱路可走。可是没有公路不能通车，只能挑运。长途跋涉，全是山间小路，成天翻山越岭，其艰辛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。每个挑夫最多能挑一百斤，由于长时间的压磨，有些挑夫的肩膀发生溃烂，苦不堪言。以致在挑夫中曾流传有“宁吃三付药，不挑吉盛和”的说法。
       父亲伤愈后，带着王氏在磨盘洲开了一间小匹头店，主营收购土白布向外批售。我因患痢疾在磨盘洲就医，随王氏生活了一些日子。也许是为了取得我对她的好感，她对我关怀备至。记得睡时她逼着我叫她妈，那时我已十一岁，明白她与父亲的关系，所以我就喊了她一声“王妈”。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十

       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国军大裁军。民国三十四年（公元1945年）二爹复员回到黄家坪，带回了一位他说是在湖南“自由恋爱”的夫人（尹氏），寄居在宗族家中。在外当兵多年，二爹思想开化，回家后就闹着要分家，那时每天都听到他的嚷嚷声。
父亲找来族人再凡、茂林（秀才）、祥林、华轩（保长）、华清。经他们多日调解，终于达成共识，和平分家。
       房屋的分配如下：
       不动产有七栋房屋，均匀搭配。父亲为了照顾大爹这一房，房屋分到一起。
       父亲和大爹两家共有中间的一栋大房子和另外一栋门面。
       二爹分得“吉盛和”对面一栋门面，三星街堤上一间门面。
       幺爹分得上街的门面及后面堤下的一栋住房，下街的门面。
       田亩的分配如下：
       父亲分得50亩（老城木马口）。从1943年购买后从未收租，直至解放。该佃户因此在土改时被划为富农。
       大爹家分得40亩（两处），
       二爹分得20亩（八宝）。他将所有分得的土地都给了二妈艾氏，由二妈带领新春及嫂子王万会种田。新举则由二爹负担。两人在我父亲主持下分手。
       资金的分配我不知道。
       父亲将资金购买棉花，运到重庆又变成棉纱，再将棉纱运至成都。原本想将棉纱换成布匹运回，不料寄放货站遭受火灾，棉纱烧得精光。回家的路费都是借来的，手中已无活动资金。
       父亲回家后，筹备“吉盛和”重新开业，由王氏打前站，组织店员学徒归队。当时正值暑假，我随王氏回到沙道观。王氏乘机在铺内居住下来，母亲和她之间的斗争我们不知，可能是母亲作了让步，王氏才得以住进来。
       父亲将家中所有金银首饰集中变卖，作为资金，重整旗鼓。民国三十七年（公元1948年）暑假，我曾听到父亲与店员议论，店中资本已不低于五万大洋。
       此前的民国三十六年（公元1947年），母亲因患肺结核在沙市慈爱医院住院。假期我在医院陪母亲住了一些日子。因母亲挂念家事。坚决要回家，未愈出院。所谓“家事”，就是不放心王氏。那时家中的经济大权已由二姐新琼主管，加上母亲的威严，任何人都不会听命于王氏。所谓“挂念”只是母亲的担忧和疑虑而已。
       丈夫的不忠，使她忧伤苦恼，耿耿于怀。两个女人同处一家，但从不交谈。王氏单独在卧房中生活，从不上桌吃饭。除了与学徒，店员有时交谈外，从不出房门一步。王氏咄咄逼人，不主动接近我母亲，也不表示尊重。这使母亲气愤不已。在我看来，这时母亲的悲愤、郁闷、忧伤的情绪已胜过肉体的痛苦。
       年关已近，听说小姑妈一家遭火灾不知去向。父亲立即派出三班人马找到了他们的下落。又派人送去过年物资。他对亲人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。小姑爹何永权是一位老实的农民，就住在老屋的附近。相距不到一里路。但他人穷志不穷。为避免外人议论沾了老婆娘家的光，而迁居于米积台。
       腊月三十那天下午店铺停业。全家上下人等欢聚一堂，共度春节。酒席间，经众多店员反复劝说，王氏终于低头喊了我母亲一声。从此两人算是和解了，但彼此之间并不亲密。母亲宽宏大度，准许我们称她为“王二妈”。侄儿侄女便随之称她为“王大妈”。
民国三十八年（公元1949年）初，武汉临近解放，时局混乱。父亲不准我去武汉上学，就近在街河市中学就读。我仅仅上学月余，因母亲病重便休学回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