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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井里，热闹、活跃，充满生机。商店橱窗里，塑料模特新换了当季的时装，偶尔传出来几句绵软的流行歌曲，有点伤心的意思，却又恰到好处。人行道上，急着赶路的行人，遇着了熟人，彼此微笑着打招呼。
只是小城里，一个普通的上午。这种普通，暗合着我安贫乐道的观念。很长时间里，我乐观地以为，生活尽管不太完美，但凡俗之中的味道更让人感觉稳妥。
我从凡俗的市井一边穿过去，穿过一条人行横道，对面是一座医院。
踏进医院的那一刻，尽管阳光明媚，我眼中的世界忽然灰了下来。我意识到，之前关于生活的理解，不过是一些美好的幻象。无论这世界多么健康，医院里永远是人满为患。无论我们是如何故意或者无意地忽视，医院都像一句谶语，等着我们从幸福的马路对面，穿过斑马线，一步步向它靠近。
一直以为，我离医院是多么遥远啊，遥远得近乎无关。可是，当爸爸被确诊为肾癌的那一刻，我才发现，医院是我们躲不过去的一场宿命。
门诊部里，验手指血的孩子拉长了嗓子，用力喊出那一声疼痛。多数人只是皱着眉头，保持着隐忍的姿势。总有那么多人在输液，眼神里满是呆滞。有一位病人穿着睡衣，应该是从住院部里散步出来的，睡衣的下摆边，他用手提着自己伤口处连接出来的尿液袋，走出门，有点贪婪地呼吸着医院外面的空气，望着对面热闹的街景，眼神里充满了渴望。
走进去，住院部的中央空调温度调得很低，吹到身上，却感觉有点粘粘的，不清爽。空气里，是盒饭的味道，是消毒水努力掩饰尿味的气息，是汗味混合衣服阴干的陈腐气息。
这里的床位永远紧张，走廊临时的加床上，有几位等待手术日程的病人在闭目养神，另有一位在看当天的报纸，留意到有人走过来，轻轻地把踢到了走廊中间的拖鞋挪进床下。他们的表情里，没有因为是加床，因为就医条件的将就，而表现出勉强和难受。尽管有点无奈，但都很能妥协，有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淡定从容。
因为预约得早，爸爸的病房里，床位已经收拾停当。妈妈去打开水了，桌子上的水杯她已经仔细涮洗了一遍。我向单位请了假，新买了一把折叠躺椅，试了一下，放在病床旁边的空处刚刚好。外地工作的弟弟下午就到，现在正在赶往医院的路上。被病痛捆绑的不仅是病人，还有至爱着的亲人。在进入医院之前，我们放下手中的生活，放下梦想、爱好，放下一切属于个人的东西，焦急地围拢在一件病床前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的人生似乎停顿下来。
医生办公室门口总有几位怯生生的病人或者家属守候着，待医生闲下来，嗫嚅着上前询问一下病情。在这里，没有性别、没有隐私，没有羞涩，人们被分解成肝、胆、肾、脾、脑、前列腺这些器官所属的病灶类别；在这里，关于身份、荣誉、权力和地位逐渐隐去，只留下一个名字：病人。在这里，没有上帝，医生就是上帝。他严肃、权威，他言简意赅却又意味深长，他的一句话都是一纸宣判，他决定苦难也否定苦难，他扼杀幸福也催眠痛苦。在对苦难司空见惯的医生面前，每一位病人都是低到尘埃里的俘虏，他们逆来顺受，他们卑颜屈膝。
手术日期已经安排妥当，因为妈妈的高血压，我特别要求医生和我单独进行术前谈话。妈妈小心翼翼地靠在医生办公室门口，似乎准备偷听一些手术的真相。她的身体有些发抖，显得那么紧张和不安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意识到，那个脾气暴躁的爸爸，对于妈妈，该有多么重要。我忍着心疼，劝妈妈去看爸爸输液消炎的情况。
术前谈话简直是一场恐吓，各种最坏的预计和后果被列成长长的清单，从医生那里无情地转嫁到我身上，这样的承担让我有些窒息，我庆幸没有让脆弱的妈妈来面对。医生还在面无表情地朗诵着手术后果清单，我把这些近乎诅咒的提醒，当作一种例行公事，尽量让自己豁出去、豁出去，硬着心肠替爸爸，也替深爱着他的妈妈，和死神签字。
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，门就被狠心地关上了，给人一种阴阳两隔的错觉。那一瞬间，我替爸爸感到了灭顶的孤独。然后，时间忽然慢了下来。等待中，我们清闲得特别无耻。生命中的痛苦其实是无法分担和替代的，无论多么眷恋，我们也只能眼睁睁地任凭亲人无助地迎接苦难。手术的日期是爸爸坚持后推迟了一天，因为昨天是他六十岁的生日，他说，满了六十岁，就知天命了，即使有什么意外，也能闭眼了。妈妈事后告诉我，其实进手术室前，爸爸已经把身后事交代妥当了。
时间似乎漫长得停滞下来了，妈妈的神经绷得很紧，有点慌张，有点心神不宁，时不时地自我安慰，或者忙着整理病床以转移注意力。即便这样，在我们面前，妈妈还是努力地表现得坚强与平静。我清楚，躲到暗处的妈妈，是心疼地流过泪的。
手术等待区大得让人发晕，也挤得让人发闷。人们神色一律如此惶恐，医生叫着某某的家属，旁边几个人慌张地跑近去，看一下手术切除的病理组织，是一位病人身体里病变的部分肝脏。或许是病人的妻子吧，看一眼便退出来，踉跄几步便伏在窗户边，嚎啕大哭起来。
之前完整的爸爸，推出手术室，却被各种管线仪器五花大绑起来，体液袋和尿液袋垂在床边，氧气管插在鼻孔边，心律血压监视仪发出规律的“滴、滴”声。爸爸在麻醉药的作用下，沉沉睡着，让人担心不会再醒过来了。原来，在疾病面前，人类显得如此不堪一击。原来，生与死只有一线之隔。
听说手术很顺利，听说后期检查结果很乐观，看着还没有完全清醒的爸爸，妈妈松弛了下来，有一种躲过一劫的欣慰。
爸爸恢复得不错，一天好过一天，却又娇气得像个孩子，伤口处一点风吹草动，就过敏地不行，反复叫我去喊医生。在妈妈眼中，那个胖乎乎的护士简直就是一个天使，与其他公事公办，眼神中透着不耐烦的护士不同，胖护士除了专业之外，颇具人文关怀。每次换完液瓶后，都要额外询问一下病情，然后用肯定的口吻安抚一下。也许，这样的询问不过是她的职业习惯，却是对病人无比宝贵的心理暗示。
爸爸病房的对面是脑外科，与这边的沉闷相比，那里惊险了许多。躺在走廊上守着爸爸，睡不沉，半夜里，对面科室楼梯口，总会想起一阵一阵慌张的脚步声。睁眼看去，是一群满头大汗的人，簇拥着一位血肉模糊的病人。医生边穿手术服边迎接病人，应该又是一场意外事故。病人被急着推进手术室急救去了，剩下来，缺少了主角的人们，有一种垮下来的虚脱。一位男子一屁股坐在水泥地上，掏烟点火，自口里涌出一团一团烟雾。几位女子在叹息、啜泣。我曾经好奇去那边看过一次，满是绷带、血迹，和病人的呻吟，有种人生忽然被破坏掉的触目惊心。
其实，医院里不全是绝望，病情的每一点好转，都让人生出许多的快乐。爸爸心律血压监视仪撤掉了，体液袋撤掉了，可以下床了，通气后可以吃流食了，可以走出病房出去散步了，可以拆线了。每一点痊愈，都让我们自绝望中生出无限的希望。
邻床的病友是一位老大伯，瘦弱、黝黑，精神不多，但话语不多。照顾他的应该是他的儿子，一样的眉目，一样的沉默。已经快出院了，医院交代他们还要观察两天。因为病房空间不大，放不了躺椅，午休时，父子俩就挤在窄窄的病床上。大伯小心地蜷缩着身体，以便给儿子誊出更大的空间。他瘦弱的身体蜷缩起来，显出一份特别的拘谨，也显出对儿子的疼爱。
等待出院的日子显得格外空，他们父子沉默地坐着。我们问一句，他们就客气地答一句。是邻近县市农村的人，儿子在外地打工，请假回来照顾。本想在当地手术，费用低一些，农村合作医疗报销比例也大一些。是儿子担心当地医院手术水平，才执意到这里来手术。儿子零零碎碎地去结账，捧回来一长条一长条的结账单据。大伯接过来，凑着光线仔细看那些单据，很有些心疼。
后来住进来的病人是一位老大妈，陪着的是儿子和女儿，儿子大学毕业后在沿海工作，女儿还在读大学。儿女长期在外地，老伴又过世得早，病床或许是家人们难得的团聚的地方。儿子很精干，或许是因为很少回家，在照顾中多了一份内疚，跑前跑后，大包大揽。女儿什么也不做，只是半躺在老大妈的身边，轻轻地和她说着一些私房话。老大妈似乎对这样的亲昵有点甜得不好意思，同时也为这对争气的孩子，神色之间透出了许多的骄傲。
老大妈的手术不大，第二天就精神得不行，吵着下床出去散步。也许是低估了自己的病情，我们出院的那天，老大妈的病情忽然有点反复，手术的伤口出血，疼痛加剧，头晕恶心，一脸的痛楚，一脸的迟暮。儿女的神情也显得紧张起来，之前病床间温暖的天伦之乐，被骤然上升的担心冲淡了。
收拾完出院的东西后，病房感觉空了许多。老大妈和孩子们与我们微笑着道别，看得出，她们微笑的背后，满是苦涩和落寞。
走出病房，下楼，推门，一位躺在手术滑床上的病人在门口与我们擦肩而过。受难者依然在我们身后的医院里挣扎着，我们是一群刚刚从医院这座监狱里侥幸逃脱的囚犯。
从阴冷的医院出来，回到人间，凡俗的市井又热闹着迎了过来。回到这繁花似锦的生活里，我们心情舒展得如重生般新鲜和自由。 |
发表于 2009-7-22 15:36:22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