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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工作来自世袭，舅舅提前退休，是为他接班作出的牺牲。而舅舅的工作，是因为他爷爷从物资局局长位置提前离休作出的交换。单位、组织、接班，然后朝九晚五的上班下班，所有的一切，显得如此按部就班、顺理成章，他其实也在谋划着和前辈一样的组织梦，每月的固定工资，发发领导的牢骚，开开同事的玩笑，过着并不宽绰但是足够规律和优雅的组织生活。 人生经不起谋划，人生远比想象中困难许多。许多我们赖以庇护的东西其实很脆弱，比如一种叫做组织或者单位的东西。也许之前被我们所抱怨、所轻视、所不以为然，只有在我们离开组织的那一刻，我们才清楚我们其实是如此无助。 在市场经济的时代，担当物资计划调配的物资局，几乎一夜之间消亡了。他不是第一个，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接到下岗通知的职工。 陪他去办离职手续的那天，天气很不错。尽管单位的气氛冷清而沉闷，但我们似乎并不沮丧，情绪偏有些兴奋。也许是有大把青春在手的我们，还没有体会到其中的重大和严肃。捏着买断身份的一沓薄薄的钞票，他说准备去做点小生意，那表情，似乎有大把的机会等着他。我对他的未来并不担心，这种信任也许来自他在我面前表现的自信和主见，也许来自我对他近乎盲目的迷信。回想起来，面对这从头再来的困局，面对着人生的归零，我们的乐观态度真是有点匪夷所思。 蹲在大排档前面的街沿边，他笑着说：“你看我现在像不像讨米佬？”说这话时，他眼神中有自嘲，也有宿命的成分，我一直不承认困局中的他有过绝望。 他在县城的街道边开了一家十五元火锅摊，是夜摊形式，白天收起来，晚上支出去。看得出，沦为贩夫走卒的他，不再精致和讲究，那些轻松的调侃也少了许多。人变得隐忍，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守着清冷的生意，看着远处一家已成气候的火锅摊，满脸羡慕。 我已经很少去他那里了，不太忍心看他辛苦而落魄的样子，另外，我优雅的上班生活，已成为了彼此之间交流的障碍，他有些疏远我了。和他最好的伙伴，是他乡下老家的邻居，一个在县城跑摩的的小伙子。没有生意的时候，那个摩的小子就把摩托车靠在他摊位前面，和他一起蹲在街沿上，和他一起抽劣质香烟。对于他，那个摩的小子是他同病相怜的伙伴，正在和他共同面对生活的苦难。而我，这个曾经的伙伴，则像一个局外的看客了。 一家夜摊上在放谭咏麟的歌曲：风雨的街头，招牌能够挂多久；唱过的老歌，你能记得的有几首？这样的歌词，像风吹过青春岁月的一些感慨，一些喟叹，让人不禁为之黯然神伤。 后来再去时，所有的夜摊全部消失了，说是统一规划，搬进了新建的大市场。那些出不起高昂房租的摊位，像被城市清扫的垃圾一样，淘汰出局了，这其中也包括他。 再联系上他的消息时，他已经去了一家养猪场。他说是在养猪场做厨房后勤，表嫂也在一起，在养猪场外面一家独立的餐馆做服务员。他说，养猪场是一家公司的下属企业，效益不错，公司老板是他一个本家，对他不错。我知道他，无论多难，他总是努力把好消息告诉我。 我去了他那里。养猪场规模确实不小，而他所谓后勤工作，不过是一个小食堂。他负责每天骑摩托到县城买菜，同时和一个婆婆换班炒菜。无论多么艰难，但总算安定了一些。他已经把自己看的如此卑微，生活的一点施舍他都当作恩赐。 他带我去看表嫂工作的餐馆，表嫂依旧安之如素，我不清楚私底下，表嫂是否会对他有所抱怨，是否对婚姻生活感到失望？他有点神秘地说：“柜台上那坛泡酒，是用脚猪卵子泡的，一瓶价值上千块，一般公司的贵宾来了会点着喝。”我听得犹如天方夜谭。 瞥一眼那瓶奢靡的泡酒，和他窘迫的生活而言，像一个黑色的笑话。 与他一场场从头再来的人生困局相比，我的生活像一篇励志文章，一点点看到曙光和未来。不断变动和改善的际遇，使我逐渐淡了和他的联系。调到外地工作很长时间后，我忽然想起了他，才发现，我竟然这么久地遗忘了这位在生活中无言挣扎的伙伴。 电话中，他的声音很惊喜，说是也在和我一个城市打工，正在学车床技工。当晚，他就骑着摩托车来看我。尽管依然困顿，他气色还是不错。他说师傅很喜欢他，收入也不错，想以后专业干车床。他在我面前表现的乐观，我已经半信半疑了。他的手变得粗糙而干硬，不复之前的干净和柔软；他的长发已经凋零，秃顶的他开始显出了老相。那些苦难生活对他的折磨，明明白白地写在他的身上，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住了。我没有去看他的工作环境，我是躲开苦难现场的弱者和逃兵。 在他沉重到无从言说之际，作为伙伴的我，这份优雅的现实是如此轻浮而可耻。我们曾经在青春岁月中发下的“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”的誓言呢？他是我的伙伴，是另一个我，又像在替另一个我，一遍遍在生活的困局中重新出发，去承受人生的苦难岁月。而对于这一切，我却无能为力，或者是袖手旁观。为此，我对他怀有深深的愧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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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0-4-13 11:04:03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