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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小波的爸爸明天会送他,你就跟着搭个路。”
妈妈在给我收拾行李,十斤米,一床被絮,两套换洗的衣物,牙刷牙膏洗脸袱子,瓷碗扣在最上面,瓷釉的表面有淡蓝的花纹,有点冷冽的感觉,像要开始的一段人生,让我觉得陌生。
因为工作出了差错,爸爸几年前就被单位双开了。种了一段时间的田,单位说差人,又要他去帮忙做事。现在他在另外一个乡的村信用站当会计,一年难得回几次家。不过,上次回家他就把学杂费给了妈妈,算作给我的送行了。
小波是我的小学同学,一起升到重点初中。除了他,村子里还有几个同学,是考了普通初中。他们都有人送,帮着挑行李,到学校报到,还有帮着铺床吊蚊帐。我没有奢望他们送我。因为爸爸工作压力大,挣扎在生活中的他,回到家不是沉默不语,就是一脸不耐烦。妈妈农活重,家里又是猪又是鸡的,走不开。
背着行李上路前,妈妈给小波的爸爸拜托了几句,回头看了我一眼,狠狠地说:“兵伢子,如果在学校里猴贱,小心爸爸回家打断你的胯子。”我知道,她另有亲昵的话,只是当着外人的面,不好意思表现得太肉麻。
那一年的夏天,我十二岁。妈妈转身离开的那一刻,我开始一个人独自面对所有的人生。
初中离我的家有十几里山路,走着去要一两个小时,俗名叫王茂盛中学,尽管正式名称是上明乡中学,但王茂盛的名字一直顽固地留在乡亲们的口述中。王茂盛是解放前的大地主,解放后被镇压了。听说不是枪毙,是砍头。行刑的地点就在他家的二楼上。他的头被砍后,像一枚熟透的柚子,从楼上掉到天井的青石板上。
中学的地盘就是他以前的庄园,中学的办公楼就是王茂盛的老屋,青砖碧瓦的外墙屋顶,古香古色的木楼结构,只是有些破败了,加上砍头的传说,愈发显得阴郁。
老师们办公住宿大多数就在这座碉堡式的老屋里,每次去交小组的作业,跨过高高的青石门槛,一进去,我就感觉心不断抽紧。木楼里面,有微微的木头沉香,混合着腐烂的草叶味道,还有青石板上的苔藓清香,让这里的气氛与楼外的喧嚣和杂沓阴阳两隔。一位老师从楼上的木楼梯上下来,不紧不慢,在楼间的天井空处,发出笃笃的闷响,空气因之显出沉闷而肃穆。楼上某间房子里,是老师批判作业红墨水散发出的腥味,有几个罚站的学生,老师不说话,躺在藤椅闭目养神,时间似乎在这座老屋里,停止了下来。
学校的大门,是镂空的铁门,左右两扇,一边一只雄鹰的造型。后来一次作文课,老师朗诵一位学生的作文:“学校的钢门上有两只苍鹰。”底下的同学在等待了几秒后,忽然哄堂大笑起来。老师反应过来后,也兀自忍俊不禁。到底是谁写的作文,记不清楚了。但无论过去多少年,我依旧记得,学校的肛门上有两只苍蝇。
对于我们这帮新生,高年级同学的眼神中没有迎接和好奇,他们是如此呆滞和冷漠,或许是他们已经深味生活的艰难,长期的压力让他们变得麻木、孤僻,毫无生趣。既然无法给出安慰,他们眼神中的悲哀多于同情。
可惜,因为刚入学的新鲜和兴奋,我没有体味出这些先来者眼神中的内涵。在这群面有菜色、一脸愁容的少年中,我们这些新生无疑太嫩了,对中学的理解过于肤浅,过于乐观了。下午的阳光很灿烂,中学的校园里,都是我们这些新生制造出来的快乐假象。
寝室是原来的旧教室改的,塞进了十几张木架子床,上下两层的层床,一层睡两个,一张层床睡四个学生,一个班的男生就一个寝室。因为早来,我和小波抢了上铺睡一起。当然,每一个学期,同床的组合与上下铺的选择,全凭顺序和运气。报到来得早就是上铺,就是可以用脏脚踩着下铺床单的上铺,就是可以在床铺上吱呀作响、把铺底的灰尘落到下铺的上铺,就是梅雨季节床铺相对干燥一些的上铺,就是视线和空气相对舒畅一些的上铺。每一次新学期报到,我们都会疯狂地抢夺优势领地,像是一群在地狱的十八层和十七层之间斤斤计较的犯人。
寝室的大通铺里,散发着死老鼠的腐味、罐头菜的馊味、床铺下沤着衣服的酸味、袜子的臭味、门口的尿臊味。我们都是一些“入鲍鱼之肆”的人,“久而不闻其丑”,没有人会为之感到难受和憋屈。那些皱着眉头、捏着鼻子的家长们,也不过是小心地避过地板上的水渍,逃出寝室后,故作轻松地道别。也有掩饰的心疼和忧虑,可谁也没准备将我们从这个地狱中搭救出去。
爸爸和妈妈对我格外放心,也许不是放心,只是粗心,甚至是刻意的狠心吧。他们认为,男孩子是要摔打的,是要吃苦的,是要独立的。他们从不关心我住得怎样,吃得怎样,过得怎样,他们相信我,更是磨练我,自己去打理所有的一切。他们对我的所有关怀,在给我打好行李,用目光送我走出家门的时候,已然用尽。
天知道,在这个中学的校园里,我的生存该是多么吃力和艰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