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《品人录》看易中天的史学家道德

月光如水

“更重要的是，雍正改革赖以成功的条件和他改革的目标是根本相悖的。雍正要惩治的是腐败，反腐败的力量是他的特权，而特权又恰恰是腐败之源。没有特权，不会滋生腐败；没有特权，又无法惩治腐败。这是一个死结。在封建专制的王朝时代，没有人解得开，雍正爷不例外。
    还有一点，也是雍正想不到的。他改革的阻力，并非只是一批顽冥不化或居心不良的官员，还有强大的传统势力，这种势力是一种文化力量，并非哪个人可以扭转和对抗。比方说，他不能不让人们讲人情，讲面子，讲世故？不能。那它就无法根除这些现象：请客送礼、拍马奉迎、拉帮结派、党同伐异、争风吃醋、损公肥私、敷衍搪塞、扯皮推诿、人情大于王法等等。这些东西部铲除，政治的清明和官吏的廉洁最终都只能是一句空话，被整治的腐败迟早也会死灰复燃。
    雍正当然不可能反对特权，反对人治，反对传统文化。
    所以，雍正他成不了赢家。”

    这是一易中天《品人录》里关于雍正反腐的总结语。在《解放日报》的网络版里，上面四段的后三段被删掉了，我不得不在家里一个字一个字把它们敲上来。
    就这被删去的那几段，让我对易中天刮目相看。
    从古至今，历史无外乎两种，一种正史，一种野史。在专制时代，正史就是统治者的历史，各朝各代都有修史官，他们得按照统治者的意愿撰写历史、修改历史文献。所以我们现在学习的基本都是所谓的正史，也只有正史才会被一代代完整保留下来。而野史就是民间人士所写，是民众眼中的历史，虽然里面搀杂了许多谣言、传说、八卦猜测，但是里面的含金量应该不能被忽视。
    但是，文人想留名千古，而且要光宗耀祖，就非得去修正史不可。写野史不敢留名。再说，许多文采飞扬的文人都寒窗苦读考功名，或者出于为国为社稷之心，已经成了朝廷要员。所以修史的官也可以说是当时对文字对历史理解得最强悍的一批人。这一批人，如果没有什么自己的观点、没有抱负也就罢了；可偏偏许多人都个性鲜明。如司马迁、班彪班固一家子，当然最有名的可能是出镜频繁的纪晓岚。他们修史的时候面临一个问题——是照统治者的旨意修史呢，还是照自己的意愿写？
    这个问题很伤脑筋。如果按当朝皇帝的意思，惟上意是承，肯定是皇帝喜欢谁就吹谁，皇帝不喜欢谁就贬谁。尤其涉及到当朝历史，涉及到当朝政事，那就更要斟酌了。一不小心就有杀头的危险，哪怕皇帝老儿做错事了杀错人了，你也要给他掩盖过去。但是这跟史家常常是不合拍的。史家力求准确，不偏倚，就算出处不明，也要按自己的理解去写。所以，执拗的史家被杀的很多（最早如春秋时代的董狐）。而有些聪明的史家就想出了一个办法：借古讽今。
    这是很无奈的。好的建议、好的事物，你不能直说，直说了是要掉脑袋的，你只能曲线说史、曲线上谏。
    我们再回头看那几段，易中天明显在借古喻今，向中国的决策者提个醒！
    在最后的一章《文化与人》里，易中天对中国政治进行了一番总结，认为“德治”、“礼治”、“人治”都不可能成功，因为没有一个可行的同一标准，未来只能是“法治”，而且前提是每个人要有“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人格”，要人人平等。
    他是如此看重“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人格”，他甚至认为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”决定“一切人的自由发展”，而只有这种自由发展，才有“健全的文化”，才有“健全的制度”，才能获得“健全的人格”，“这便是我们新一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”。
    这是他的呼吁。人人都以为他只是在讲历史，在讲笑话，其实他骨子里在谈社稷。由此看来他也是一个传统的文人。
    至于是否根除腐败就必须推翻传统文化，这有待商酌。因为正是文化决定了民族意志，文化是我们聚集在这个国度的“契约”，是我们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征貌。如果我们的文化被推翻，那我们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还有什么值得维系的？还有什么是我们自己的？
    说穿了，易中天想象的路，或者说呼吁的路是由成功先例的。那就是美国人走得路。这种事情美国人成功了，不能证明只有这一条路，不能证明有文化底蕴的我们也适合走。因为美国人建国的时候，的确空空如也，他们是一张白纸。要想把我们涂抹掉再来描绘美国的路，最后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。
    当然，成与不成也是我们的猜测，易中天的胆识却实在值得我鼓掌。

旅鼠

楼主也是个文人　太累太累